1949年12月6日，毛主席率团前往苏联，当时中国正处于重建阶段，急需外部支持以应对西方国家的孤立政策，推动经济发展。

1950年1月9日，毛主席提议后，周总理一行人从北京出发去莫斯科，和苏联商讨经济援助的具体安排。

毛主席和周总理相继离京，中央高层人手紧缺。特别是周总理，他不仅要处理国内众多事务，还承担着外交工作，任务繁重。他不在北京期间，谁能接替他的职责呢？

当众人还在犹豫不决时，毛主席已经想好了合适的人选。他直接提名董必武，大家先是惊讶，随后都点头同意。

周总理在出发前召集了政务院总党组干事会开会。按照毛主席的建议，周总理访苏期间，政务院的工作将由董必武全面负责。

担任代总理时，董必武几乎没有休息时间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社会秩序尚未稳固，自然灾害频发，导致春荒严重，民众普遍面临粮食短缺问题。

毛主席强调“不能让人饿死”，董必武对此极为，密切留意灾区动态。面对各地粮食短缺的紧急报告，他迅速行动，从全国范围内调配了数亿斤粮食，有效缓解了灾民的困境。在战争持续、经济紧张的艰难时刻，董必武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如此大规模的粮食调拨，充分展现了他的卓越能力和远见卓识。

董必武在成功应对饥荒的同时，还致力于控制全国物价波动和建立法律体系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他几乎没有停下工作。

董必武每天忙于参加水电部、劳动部等部门的会议，几乎每场都能见到他。晚上，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需要处理的文件、法令和指示。即便到了周末，他也没有停下，每天工作超过18小时。这样的高强度让他的秘书和警卫员都感到吃不消。尽管如此，董必武依然全力以赴，出色完成了代总理的任务。

董必武始终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工作，把服务人民作为自己的坚定信念。即便担任重要职务，他也严格约束自己和家人，绝不允许他们利用他的身份谋取特权。

1949年2月，董必武一家搬到了北平王府井大街锡拉胡同的一座四合院。这个院子里住了七口人，包括他的三个孩子和两个侄儿，空间显得特别紧张。

周总理与朱德发现董必武的住所条件不佳，多次建议他搬去更好的地方，但每次都被董必武婉拒。他坚持认为现有住处已足够，无需更换。

周总理曾提议在玉泉山为他建一栋小楼，但董必武对此反应强烈，明确表示反对。

1952年秋，在中央领导的关心下，董必武一家迁入了新居。为确保董老的生活得到妥善照顾，中央专门配备了多名工作人员和一个30多人的警卫排。

董必武搬进新居后，多次提到“工作人员安排得有点多。”

他立刻解雇了家中的园丁，把打理植物的活儿交给了孩子们。

在董必武率先减少随行人员的示范下，中央发布指示，要求缩减领导层警卫人员的规模。这一举措中，董必武发挥了引领作用。

1956年，何莲芝的工作单位计划调整薪资，经过讨论，决定给她升职加薪。然而，董老得知此事后，坚持让单位把这个机会让给其他同事。这让人们感到意外，没想到董老对妻子的要求也如此严格。

上世纪60年代，我国遭遇了三年困难时期。董老一家虽然人口众多，粮食紧张，但他从未向组织寻求帮助。何莲芝也严格遵守丈夫的家规，在院子里种植蔬菜，饲养家禽，同样没有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。

董必武和妻子从不享受特权，他们的子女也以父亲为楷模，努力成为出色的革命接班人。

1968年，董必武和家人离开了中南海。尽管他仍是中央领导层的一员，但此时他已不在权力中心，主要任务是低调地为一些老同志撰写材料，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保障他们的安全。

董良翮，董老的幼子，曾两次被拘。得知此事，董老仅深深叹息，未寻人疏通，亦未探究缘由。直至周总理亲自介入，董良翮方获释。

董良翮高中毕业后，按政策得去农村插队。他本想靠父亲的关系参军或进厂，但董老坚持公平，没为儿子开口。

按照父亲的安排，董良翮前往农村接受锻炼。出发前，他向父亲要了两样旧物：一条用过的毛巾和一把牙刷。

董良翮在农村干活时，遇到困难或想放弃，就会看看那条破洞的毛巾和用坏的牙刷。这些物品提醒他父亲勤俭节约的生活态度，让他继续努力，不轻易放弃。

董必武的孩子们深刻体会到了他的用心，董良翚曾这样描述自己的父亲：

父亲表面冷淡，实际做事很有分寸。